五四青年文学奖授奖大会持续了半个上午，到上午十点半就结束了，下午还有个座谈会。

       座谈会只有评委、获奖作家和部分嘉宾出席，这会儿大会刚散场。

       来参加大会的熟人有不少，林朝阳先是跟李拓聊了几句，又被汪曾琪拉着问道：“朝阳，我记得玉书父亲是研究历史的吧？对汉史有没有研究？”

       “汉史算是他的研究方向之一。”

       “那太好了，我正好有些问题想请教他。”汪曾琪高兴的说道。

       林朝阳刚想问他要请教什么，突然想起来去年去黄岛参加笔会时，汪曾琪好像谈论过这个话题。

       “是要写汉武帝？”

       “不错。”

       “汉代史书我也读了一些，说不定我可以帮你解惑。”林朝阳跃跃欲试的说道。

       他看书不设局限，什么书都看，既杂且多，史书也看了不少，对自己很有一些信心。

       汪曾琪本来不想打击他，但见他如此态度，未免小觑了自己在创作方面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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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你知不知道，太史公当年是割了棍子还是割了卵子？还是把两者都割了？”

       汪曾琪问完这個问题，林朝阳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老同志思考问题的角度很刁钻啊！

       他这个问题听起来简单，实则非常不好回答。

       司马迁受了宫刑这事只要是学过历史课本的都知道，但谁没事考证过这其中的具体操作啊。

       特别是司马迁又与一般的宦官不同，他是因罪受刑，好歹也得保留几分士大夫的体面。

       林朝阳脑海中闪过《夷坚志》《韵会》等几部古书上对于宫刑的记载，却不敢咬死司马迁受刑时是个什么情形。

       思量了好一会儿，无奈道：“这个我说不好。”

       汪曾琪看着他的态度，心中舒坦了不少。

       别以为你小子写的好就一通百通了，当我没查过史书吗？

       “回头哪天你有空到燕大去，我下了班给你们互相介绍认识认识。”林朝阳说道。

       “好。”

       五四青年文学奖授奖仪式结束后，消息登上了几家报纸、杂志，总体而言这次征文所形成的影响力是不错的。

       至少要比如今大部分的评奖活动影响力要大，也让《中国青年》这份旨在培养青年思想的杂志在文学界收获了不少赞誉。

       陶玉书翻着今天的《中国青年报》，盯的十分仔细，对刚从外面回来的林朝阳说：“这上面照片太模糊了，别人看了估计都认不出你来。”

       才六月初，外面气温已经达到了30°c，林朝阳从外面回来一身汗，他洗了把脸，擦着脸回道：“没事谁关心那个照片啊！”

       “妈关心啊。伱可是评委，她还要把这张照片剪下来呢。”

       “那得跟记者同志们把底片要回来自己洗才行。”林朝阳玩笑着说道。

       张桂芹搜集儿子参加活动的资料，最大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炫耀，脸都看不清，还怎么炫耀？

       “小心让妈听见！”

       陶玉书笑着警告了他一句，又问：“去谈的怎么样？”

       昨天五四青年文学奖授奖大会上，卫君怡约林朝阳去人文社谈谈《禁闭岛》出版的事，他今天应约去了人文社。

       林朝阳摇了摇头，“不怎么样。”

       “什么叫不怎么样？”

       “说了半天，就是不愿意涨稿费，她明知道人家燕京出版社给的稿费比她们人文社的多。”

       说到今天的谈话，林朝阳便感到遗憾。

       他想让人文社再给他涨点印数稿酬，可卫老太太只愿意给他涨两块钱的基础稿酬，双方意见差距太大，最后也没谈拢。

       印数稿酬跟图书销量挂钩，其实涨点人文社也不吃亏，毕竟作品卖的越多，人文社赚的也越多。

       但人文社觉得林朝阳的印数稿酬已经涨到了万册5%，这个数字放眼全国也没有作家享受过，再涨就太离谱了。

       哪怕是给他涨基础稿酬，其实人文社也是不大愿意的。

       稿酬这玩意涨上去容易，降下来难，而且传出去了，别的作家也要涨稿费怎么办？

       家大业大之下，人文社的决策难免束手束脚，这一点林朝阳也可以理解，但他也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利益。

       他本来还打算能让人文社抬高抬高价格，他好去跟燕京出版社再谈一谈，效仿之前几家制片厂争夺《高山下的花环》改编权时的操作。

       “可惜了！”林朝阳充满遗憾的感叹道。

       “知足吧，你现在的稿费让多少人看了羡慕嫉妒？”

       陶玉书的话说的不错，不管是以发表与出版稿酬论，还是以基础和印数稿酬而言，林朝阳每年赚取的稿费都吊打99%的同行。

       “嗐，谁会嫌稿费多啊！”

       又过了两天，汪曾琪工作日下午来到了燕大，然后林朝阳引荐他和陶父见了面，两人一直谈到晚上，汪曾琪才离开陶家，还与陶父约定了以后有时间再过来讨教。

       从朗润湖出来，夜色已深，燕大校园里仍有不少学生在活动，热闹非凡。

       汪曾琪与林朝阳一路闲聊，看着燕园中那些活力四射的身影，忍不住怀念起当年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情景。

       他与林朝阳讲了一会儿，忽然又说道：“昨天我去见丛文先生，还说起你了。”

       汪曾琪口中的“丛文先生”自然是沈丛文，当年汪曾琪在西南联大念书时，文学课正是由沈丛文教的，两人这么多年一直未曾断了联系，师生关系甚好。

       “说起我什么？”

       “他看了《燕京文学》发表的那篇《沈丛文的创作特色》，说你对他的作品研究的很透彻，比那些学究强。”

       林朝阳笑着说道：“那是我的荣幸！”

       “我还对他说，你历来对他推崇备至。他听了很高兴，说有机会要认识认识你。”

       “这事得依靠你了，什么时候有时间了带我去拜访拜访他老人家。”

       汪曾琪朗声道：“没问题，你哪天有空咱们就去一趟。”

       “那就周日。”

       “好，就这么说定了。”

       回到家中，陶玉书听说林朝阳周日要去拜会沈丛文，也吵着要去。

       到了周日，夫妻俩提着礼物，会上汪曾琪，来到了位于前门东大街的社科院宿舍。

       这栋宿舍楼是六十年代所建，半新不旧，沈丛文家位于五楼。

       宿舍楼没有电梯，只能走楼梯，陶玉书怀孕三个月，已经开始显怀，走到楼上有些气喘。

       敲响房门，给三人开门的是一位老妇人，她满头银发，一丝不乱，面容虽苍老，但隐约能看出年轻时的风采。

       老妇人一见到汪曾琪，笑的很和善，“曾琪来了！”

       “师母！”

       汪曾琪向老妇人问了声好，又将身后的林朝阳夫妻俩介绍给对方。

       “你们好啊，快请进！”

       听着汪曾琪与老妇人的对话，林朝阳两人便知道眼前这位老妇人就是沈丛文先生的爱人张兆荷，他们夫妻之间的爱情颇具传奇色彩。

       当年沈丛文在中国公学任教，对还是女学生的张兆荷一见钟情，而后死缠烂打，穷追不舍，可张兆荷却对沈丛文不假颜色。

       中国公学当时的校长是胡适，本着玉成一对佳偶想法，想帮沈丛文向张兆荷说媒。

       不想还没等他行动，张兆荷就拿着沈丛文写给她的情书找到了身为校长的胡适，希望胡适能奉劝沈丛文死了这条心。

       可令张兆荷没有想到的是，胡适看完了情书，不仅没有去训斥沈丛文，还笑嘻嘻的夸奖起沈丛文对她的用情至深。

       气得张兆荷以为两人是一丘之貉，好在最后张兆荷还是被沈丛文的才华和诚意所打动，最后两人终成眷属。

       张兆荷将三人让进了屋子，见林朝阳夫妻俩还提着礼物，十分客气的谦让了一番，才收了下来。

       这时林朝阳夫妻俩才有时间与沈丛文打招呼，老先生如今年过八十，已是垂垂老矣，额头饱满而宽大，若不是戴了副眼镜，倒是与陶父有几分神似。

       “请坐，请坐！”

       沈丛文家所住的宿舍是如今很典型的公寓楼，与陶家所住的朗润湖公寓有几分相似，只是面积还要更小。

       闲谈两句，沈丛文才说起来，这套房子还是大前年社科院分给他的，一共三十六个平方，是户没有客厅的小三居室。

       在此之前，他们夫妻的住房条件要比现在还简陋。

       后世人提起沈丛文，推崇者众多，几可与“鲁郭茅巴老曹”相提并论，可是却很少有人知道，沈丛文后半生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

       沈丛文一生经历传奇，他出生于湘西。14岁时参加了当地武装部队，这支部队成分庞杂，因此也就有了后世文坛所传的“沈丛文年轻时当过土匪”的传闻。

       他因为字写得好，在部队里被提拔成了司书，遇到了在日本留过学的文姓秘书，跟着对方读了不少书，逐渐明了事理。

       后来部队战败，沈丛文被遣散回家，他又投奔亲戚，跟着学了不少作诗、写字、刻图章的本事。

       1924年，沈丛文决定到燕京去考大学，闯荡一番。

       可他之前并没有受过西式教育，在燕京大学图书馆里苦读半年，入学考试不仅考了个零蛋，还搭上了两块钱报名费。

       于是他只能到燕大旁听，求学梦碎，他又开始写作，一开始投稿四处被拒，最落魄时曾给郁达夫写信求助。

       当时文坛有一种风气，很多成名的作家都喜欢提携后辈，郁达夫文声在外。

       见了沈丛文后，郁达夫有感于他的遭遇，还特地写了一篇文章《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借沈丛文的遭遇抨击社会上的种种不合理。

       而后，沈丛文的文章陆续发表，慢慢功成名就。

       抗战期间，他屡次为参加抗战活动的朋友帮忙，为身陷囹圄的朋友发声。

       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平出任燕大文学系教授，却在这个时候因为早年写评论得罪了不少人而饱受批评。

       建国后，他转入历史博物馆从事文物研究工作，却几次遭遇政治风暴，境遇艰难，前半生所创作的绝大多数文章和他的名声也因为政治问题而被长期压制，几十年不曾出版。

       甚至在五六十年代上学的学生，几乎没怎么学习和阅读过他的作品。

       然而就在几乎同一时间，远在万里之外的耶鲁大学出版的《中国现代史》，却有一章是用来专门讨论他的，还把他与叶芝、福克纳相提并论。

       嗡嗡嗡结束后，沈丛文的境遇终于逐渐好转起来，这两年文学界对他的关注越来越多，已经有一帮人开始为他摇旗呐喊，林朝阳便是其中喊的最凶的那一个。

       前几天《燕京文学》将林朝阳在给燕京文学讲习所学员们上课时所讲的内容整理出来，发表在杂志上。

       这样的讲义文章在读者群体肯定是造不成什么反响的，但却引起了不少文学界人士的注意。

       这其中也包括了沈丛文本人，恰好那天汪曾琪前来探望他，汪曾琪说起林朝阳对他的推崇，让老同志很是高兴。

       “知音难求！”沈丛文当时感叹了一句，包含的却是他半生的苦楚与心酸。